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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一张传单引发的402.com“革命”

2019年11月4日 - 集团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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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原本集结了左中右各色人等,对于文学的改良,这些参与者都有一个应该改良的共识,唯一的差别只是如何改。然而等到“后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等人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统,一切与其意见不符的人,差不多都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这显然不对。比如梅光迪,就不像胡适以及许多研究者所描述的那样冥顽不化,固执己见。

原文 :《新文化运动:一张传单引发的“革命”》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勇

图片 |网络

梅光迪是胡适的安徽同乡,比胡适长一岁,两人差不多同时赴美留学。他师从哈佛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专攻英美文学。胡适与梅光迪专业相近,二人尽管不在一个学校,但不时通过书信交换对学术问题的看法,并在很多问题上拥有共同的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看法已渐趋同,恰恰相反,共同的兴趣让这些自以为饱学的年轻一代更追求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甚至刻意互相表达反对意见,以为诤友。

钟文鳌的宣传单

由于早期比较特殊的经历、人脉关系以及所受的知识训练,胡适比较早地意识到中国文学、文字面临着改革,否则很难适应逐渐西方化的现实需求的境况。据胡适后来回忆,大约1915年初,他渐渐对这些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一个比较直接的冲击或者说背景是因为清华学生监督处书记钟文鳌。钟文鳌是一个基督徒,深受传教士和青年会的影响。他在每月寄发给在美各地官费留学生经费时,总是夹寄一份有关社会改革的宣传单。这种宣传单有各种花样,大致内容不外乎:不满二十五岁不要娶妻;废除汉字,取用字母;多种树,种树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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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文鳌的热心宣传并没有在留学生中引起什么波澜,许多学生不满他这种青年会的宣传办法,更不满他这样滥用职权。终于有一天,钟文鳌在传单中说中国应该改用字母拼音,理由就是方块字太难,要普及教育,非有字母不可。

胡适原本是一个热心社会改良、改造的人,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能容忍钟文鳌这种热心与虔诚。当他又一次收到钟文鳌寄来的汉字改革宣传单时,突然动怒写了一封信回敬,指责钟文鳌这种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问题,必须先下几年功夫,把汉文弄通了,那时才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

这种盛气凌人不是胡适的风格,所以信寄出后胡适就感到后悔。不过由此也引发了胡适另一层反省,既然指责别人不够讨论的资格,那么自己是否够资格呢?如果自己够资格,为什么不用点心思去研究这个问题呢?

有了这层反省,胡适就和他的好友赵元任商量,希望能够将“中国文字的问题”列入当年东美中国学生会“文学科学研究部”年会的主题,由胡适与赵元任分做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商量的结果,前一篇由胡适负责,后一篇由赵元任分担。赵元任后来觉得一篇论文说不清,于是连做了几篇长文,论证中国文字可以采用音标拼音,力主中国文字改革的方向就是汉字拼音化、罗马化。所以,赵元任后来就成为了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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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论文大致强调这样几层意思:一、汉字是否真的阻碍了文明的传播,不利于教授;二、汉字之所以不易于普及,其原因不在文字本身,而在教授方法的不完善;三、旧的教授方法有何弊病。

钟文鳌的刺激使胡适意识到中国文字可能并不像近代以来许多维新志士所期待的那样,可以通过拼音化改变中国文字难学的特征,以提升文化普及的速度和程度。中国文字未来的出路究竟何在,胡适也没有明白的方案,只是他在1915年的夏天,确实意识到中国文字可能分为死的和活的两个部分,白话是活文字,而文言是死文字。

第一次使用“文学革命”这个名词

那年暑假,胡适的朋友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唐钺等正在纽约附近的小镇绮色佳康奈尔大学度假,胡适的观点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也引起了他们的争论。梅光迪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胡适以为中国文字是半死或全死的判断。他的驳斥引起了胡适的反省,往复论战也使他们的观点越走越远,梅光迪越辩越趋于保守,而胡适在防守中也就越来越趋于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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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梅光迪的争论逐步从文字问题转向文学,涉及中国文学的存废等大问题。这是一个巨大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胡适常常表达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的意思,“文学革命”的口号就在那个夏天由这样几个青年在异国他乡乱谈出来了。

9月17日,梅光迪将赴哈佛,胡适作了一首长诗送行,诗中有两段很大胆的宣言: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仗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儗。梅生梅生毋自鄙!作歌今送梅生行,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重轻。

在这首诗里,胡适第一次使用了“文学革命”这个名词。胡适坚信,中国诗史上由唐诗变为宋词的趋势并没有什么玄妙的道理,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而已,更近于说话。宋朝大诗人的绝大贡献,只在打破六朝以来的声律束缚,努力造成一种近乎说话的新诗体。胡适此时的主张,显然受到宋诗的深刻影响,所以格外强调“要须作诗如作文”,反对任何方式的“琢镂粉饰”,以为琢镂粉饰只会导致“元气”的丧失,并不是诗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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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延续诗经、汉赋、六朝诗特别是唐诗、宋词、元曲的理路进行考量,我们应该承认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以及胡适“要须作诗如作文”思想的合理性、有用性。这既符合进化的观念,也是历史发展的事实。文学为人的心声,文学在反映心声的时候,不可能反复琢磨、雕琢,而是脱口而出,直率表达。然而这种文学理念无论如何不能被梅光迪所接受,他在忙过了开学之初的功课后,遂于1916年春致信胡适,表达自己的不满,以为诗文截然两途,自古已然。诗之文字(Poetic
diction)与文之文字(Pros
ediction)自有诗文以来已分道而驰。所以中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若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则诗界革命不成问题。中国诗界现在之所以需要革命,在诗家为古人奴婢,无古人学术怀抱,而只知效其形式,故其结果只见有“琢镂粉饰”,不见有真诗,且此古人之形式为后人抄袭,陈陈相因,至今已腐烂不堪,其病不仅在古人之“琢镂粉饰”。

在梅光迪等朋友反复刺激下,胡适的思想在1916年春天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起了根本的觉悟。他曾经想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

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

直到这个时候,胡适认为他才将中国文学史的本质看明白了,才认清从宋儒的白话语录到元明时期的白话戏剧和白话小说这类俗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文学,代表着中国文学革命自然发展的趋势。也直到这个时候,胡适才坦率地承认,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文学革命不是别的,只是用白话去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去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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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3月,胡适在写给梅光迪的信中简略梳理了自己的思路和新见解,指出宋元白话文学的重要价值。梅光迪究竟是研究过西洋文学史的人,他在回信中表示很赞成胡适的意见,以为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且惟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这种攻击不仅无损我辈主张的价值,反而在无意中扩大了我辈的影响。”

这封信当然使胡适激动不已,毕竟先前竭力反对他的梅光迪以“我辈”自居,以新派自居,以反对旧派文家攻击讪笑为己任。这更坚定了胡适对中国文学史的认知和对文学革命的信心。4月5日,胡适充满激情与自信地写下了自己的心得: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文亦遭几许革命矣。……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地位,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今日之文学,独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诸公之小说可称‘活文学’耳。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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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胡适觉得已从中国文学演变的历史上找到了中国文学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他更加自信这条路是不错的。这种心迹还可见于他在那几天后所作的《沁园春·誓诗》一首词。这首词下半阕的口气起初是很狂的,胡适稍后也有不安,一再修改,到第三次修改时,将“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这段文字改写成:

……文章要神思,到琢句雕词意已卑。定不师秦七,不师黄九,但求似我,何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此意寻常当告谁?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

此次改定后,胡适还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吾国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而呻,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

这个概括加上前此提出的言之有物、讲文法、不避“文的文字”,共有六条,而言之有物与言之无物大意相同,除此一条,还有五条。这五条概括表明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思路就此得以大致定型。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55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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